默多克窃听丑闻:过度监管不是出路


海都-海峡都市报新闻新闻世界媒体大亨鲁珀特默多克卷入了一场日益加剧的电话窃听丑闻。上周,他改变了原来的傲慢态度,受到了英国下议院新闻和文化委员会的质疑。英国首相卡梅伦也缩短了对非洲的访问,并匆匆赶回议会。目前,真相远未明朗,其对政治、司法和新闻业的影响仍有待观察。然而,这一新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必将引发对新闻伦理、传播法和新闻监督的全面反思。

世界上最大、最国际化的媒体跨国公司新闻集团发生的丑闻令人震惊。罪魁祸首是它的小报《世界新闻报》。这一事件促使人们密切关注新闻监管体系。一些英国人主张加强对新闻的监督,这引起了对过度监督的担忧。事实上,这是一个犯罪与非犯罪的问题,限制新闻自由显然是一个错误的处方。“窃听门”的性质非常清楚。窃听违反了英国刑法、“数据保护法案”和“调查权力条例法案”,因为它侵犯了公民的通信自由。此外,《世界新闻报》员工向警方行贿以换取信息,显然涉嫌受贿。这些行为超越了社会道德底线,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可容忍的罪行。

在古典自由主义的发源地英国,以自律为特征的传播法律体系和新闻监督体系相当完备,普遍有效。即使在这次冲击之后,监管系统也不需要大手术。诚然,任何监管体系都需要与时俱进,但丑闻主要暴露了法律的执行。

执法效果不佳主要是由于媒体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事实上,丑闻本可以早些被揭露。然而,直到今年年初,报纸窃听一名最终被杀害的被绑架女孩的丑闻才在2002年曝光,新闻集团的“工业规模”窃听才被揭穿。这种缓慢凸显了利益格局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以及官僚机构的惰性是如何根深蒂固的。加强国家权力对新闻业的参与相当于向树乞讨鱼,以防止此类丑闻再次发生。

媒体自律有能力实现自我完善。没有人能否认窃听丑闻最终被揭露是像《卫报》这样严肃的报纸持续调查的结果。改善监督的方向不是独裁主义,而是坚持60多年来国际新闻界的主流思想,重申“自由和责任”。正如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1947年的《哈钦斯报告》(hutchins Report)所做的经典阐述,它强调了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并不否认媒体自律优于国家权力的他律。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卡梅伦首相成立了一个由莱文森法官(Justice Levinson)领导的调查委员会,对整个故事、新闻道德和新闻监督进行全面的报道。如何实现“自由和责任”?委员会的任务清单已经有了初步答案:建立一个更有效的监管体系,支持新闻的完整性和自由、媒体多元化、独立性(包括独立于政府),并鼓励最高的道德和专业标准。此外,政治家与媒体、警察与媒体之间的关系也应受到监管。根据英美两国的惯例,每次重大事件或丑闻发生后,都会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提交详细而有建设性的报告,以认真堵塞有关制度的漏洞。丑闻不会免费支付“学费”。莱文森的报告值得期待。

与其说窃听门提出了新闻监督的问题,倒不如说它使许多现存的问题更加紧迫。例如,有必要限制媒体公司的规模以防止市场垄断的形成吗?M&A的跨媒体审查制度在放松后应该收紧吗?如何有效监管跨国媒体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媒体如何保持自己的风格?当默多克坚称自己对丑闻“感到羞耻但不负责”时,他反复强调《世界新闻报》只占新闻集团的1%,但矛盾的是,他声称没有人能欺骗他。当这位受到英美知识分子广泛批评的资本大亨声称“扩大报纸发行量的秘诀是降低报纸的风格”时,上述问题就再也无法避免了。

如果这种“窃听”被用作限制记者权益的借口,无疑会拖延社会进步,伤害人民和他们自己。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不列颠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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